这个“散装国家”,像是被一口气吹倒了
《中国新闻周刊》作者:牛新春
发于2024.12.23总第116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58年2月1日叙利亚与埃及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把国家统治权让渡给埃及。
签字仪式结束后,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古瓦里对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拉·纳赛尔说:“我一下子感觉轻松了,你将发现叙利亚是一个难以治理的国家,50%的叙利亚人认为自己是领袖,25%的认为自己是先知,至少10%的认为自己是真主安拉。”
据称,纳赛尔这样回应:“你为何不早说呢?”
这段对话,现在应该说给“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朱拉尼听了。
“散装的国家”
叙利亚是全球著名的文明古国,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叙利亚文明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赫梯、亚述、巴比伦、埃及、波斯、马其顿、罗马、塞琉古等古代帝国都曾在这里驻足。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帝国兴起后,这里又成为伊斯兰文明的中心,法蒂玛王朝、塞尔柱帝国、阿尤布王朝、蒙古帝国、马木留克王朝都曾涉足大马士革。
然而,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同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叙利亚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落伍了,甚至沦为动荡、落后的代名词,同其辉煌的历史形成明显反差。中东是全球最动荡的地区,叙利亚又是中东政变最多的国家。从1946 年叙利亚独立到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当选总统,短短24年时间叙利亚经历过 10 次政变。还有一种说法,这期间叙利亚实际上发生过21次政变。排在第二位的伊拉克,发生了4次政变,被远远甩在后面。
叙利亚动荡,是内因与外因相互叠加而产生恶性循环的结果。
工业化和国族国家(nation state)被视作现代化的两大支柱,叙利亚在这两个方面都严重滞后。特别是在国族国家的建设进程中,叙利亚迄今没有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现代国族国家,缺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族文化和强烈的国家认同,被称为“散装的国家”。这是叙利亚动荡最主要的根源。
国族一般指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基于共同的血统、历史传承的领土、语言、宗教、历史记忆、政治制度等因素,不论这些共同点是事实存在的还是虚构的。他们自认为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应当或已经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
近现代以来,同中东其他国家一样,在西方文明的裹挟下,叙利亚匆匆忙忙迈进国族国家时代。萨拉德·阿扎米1999年在《阿拉伯的梦想乐园》一书中说,在现代化的外壳下,阿拉伯文化的内核仍然是部落、教派和族群。在一个国家内部,宗教、部落、家庭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往往导致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分裂,会削弱国家主权,威胁国家稳定与繁荣。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叙利亚内部的宗教、部落,往往同其他国家的宗教、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跨越国境的文化认同。在国家危难时期,这种内外勾连的文化认同非常危险。
叙利亚不是一个成熟的国族国家,最典型的体现就是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的合并。1946年叙利亚摆脱法国的委任统治,取得真正的国家独立。之前,叙利亚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存在过,民众对国家领土的认知模糊。1918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当地人提到叙利亚时,指的是“大叙利亚”,包括今天的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甚至还有伊拉克西部的部分地区。叙利亚人民、政党对国族、国家的认同感不强,而是普遍支持阿拉伯国族主义,渴望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阿拉伯人民的阿拉伯国家。
1950年5月通过的叙利亚新宪法明确提出,叙利亚是阿拉伯国族的一部分,要努力建立单一的阿拉伯国家。当时,叙利亚政府处在混乱崩溃的边缘,1949至1955年经历过5次领导人更迭,美国、苏联都在叙利亚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美国、英国组建了亲西方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都是其成员,对叙利亚形成了包围之势。
当时,叙利亚议会中的阿拉伯复兴党和共产党,争先恐后地巴结埃及领导人纳赛尔,想借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威信提升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同时抵御西方干涉。复兴党的口号本来就是“同一个阿拉伯国族,同一个使命”,主张所有阿拉伯人民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理念上更接近纳赛尔的思想。1957年,复兴党和共产党都向纳赛尔提出叙利亚、埃及合并的建议,竞相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当时叙利亚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军队手中,复兴党和共产党只是议会中的两个大党,没有实权,合并提议只是空头支票,并没有人当真。
然而,叙利亚军方很快开始介入合并议题,热情比两个政党还高,合并的前景变得真实起来。1958年1月12日,叙利亚总参谋长阿非夫·比兹里率领13名高级军官飞往开罗,直奔纳赛尔官邸商讨合并事宜。在大马士革,代表团飞机离开后,叙利亚政府才获得消息。财政部长哈立德·阿兹姆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纳赛尔接受了这个提议,叙利亚将会消失;如果他拒绝了,叙利亚军队将占领国家机关,推翻政府和议会。”
叙利亚政府慌忙派外交部长萨拉丁·比塔尔赶到开罗,打探消息。没想到萨拉丁·比塔尔一到开罗就激动起来,摇身一变,作为政府代表参加了谈判。叙利亚党、政、军代表齐聚开罗,将自己的国家拱手交给纳赛尔。面对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纳赛尔困惑不解。尽管纳赛尔一直鼓动阿拉伯国族主义,但他的重点是阿拉伯团结,没敢想国家合并这么激进的事情。何况,叙利亚和埃及并不接壤,中间隔着以色列、巴勒斯坦,合并为一个国家很难管理。最终,在利益、荣誉面前,纳赛尔顺水推舟,顺便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叙利亚与埃及完全合并,解散叙利亚政府、政党,叙利亚军队接受埃及人指挥。
纳赛尔的合并方案剥夺了叙利亚复兴党、军队的权力,但复兴党和军队的代表竟然同意了。10天后,他们兴高采烈地带着纳赛尔的方案返回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主动要求被埃及兼并,这在主权国家历史上闻所未闻。
正是因为内部缺乏凝聚力,才让外部国家的干涉有可乘之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获得对叙利亚的托管权。法国首先将黎巴嫩从叙利亚分离出去,以便在黎巴嫩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然后,法国又在叙利亚境内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一度将叙利亚划分为六个自治行政单位。法国支持库尔德、阿拉维等少数族群,制衡多数族群逊尼派穆斯林。叙利亚独立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梦想建立由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组成的“大叙利亚”,由自己当国王。但埃及反对约旦的计划,两国在叙利亚国内支持不同的派别,介入叙利亚内斗,叙利亚国内的政治派别也游走于埃及与约旦之间。同时,美国和苏联也都插手叙利亚事务,将叙利亚视为中东小冷战的主战场。1949 年,美国策划了叙利亚独立后的第一次政变。此后,政变在叙利亚政治中如同“家常便饭”。
地雷纷纷引爆
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老阿萨德)担任总统后,通过“纠正运动”,彻底改变了叙利亚“习惯性政变”的局面,叙利亚进入长期稳定时期。
阿萨德是如何稳定一个“散装国家”的呢?根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老阿萨德主要采取了三大措施。
其一,把关键职位分派给受信任的人,他们主要来自阿萨德的家族、教派和族群。军事、情报和安全部门,全部由阿萨德家族的阿拉维派成员亲自掌控。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一批叙利亚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中,阿拉维派占据80%至85%,绝大多数军队指挥官由阿拉维派担任,而作为什叶派分支的阿拉维派,实际上只占叙利亚人口11%。
其二,拉拢逊尼派商人,权力和金钱结盟,形成所谓的“军商复合体”;政治精英将政府合同转交给商人,收取回扣,商人不仅获得合同,而且垄断外汇、特许经营等利润丰厚的行业。
其三,建立多个平行、重叠的军队、情报和安全部门,让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竞争,总统分而治之,没有一个强力部门有能力挑战总统。
老阿萨德将自己置于国家权力的中心位置,政府、政党都从属于阿萨德的个人权威,复兴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也随之式微。据说,叙利亚政坛流传一个经典故事,当时的总理对总统的某个观点表达了异议,被哈菲兹总统瞪了一眼,结果心脏病发作,送到贝鲁特治疗。这样的传闻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特殊背景:叙利亚是靠老阿萨德一个人凝聚、团结起来的。
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后,巴沙尔·阿萨德(小阿萨德)继承了总统职位,却无法延续老阿萨德的个人权威和魅力,叙利亚陷入危机似乎不可避免。果然,2010年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波及叙利亚,叙利亚陷入内战。
这时,老阿萨德埋下的地雷纷纷引爆。小阿萨德同样不信任强力部门,让各部门之间相互制衡。当然,强力部门也不会忠诚于国家、政府和小阿萨德本人。内战一开始,叙利亚军队、情报部门就有大批人“变节”,组成反政府武装,成为最初反对政府的主力军。老阿萨德挑动阿拉维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对立,以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结果逊尼派成为最早揭竿而起的族群,并成为最终占领大马士革的反政府武装。老阿萨德还打击伊斯兰主义,以消灭一切有组织、有意识形态的势力,结果伊斯兰反政府武装成为最有战斗力的反政府武装。老阿萨德对库尔德人实施“阿拉伯化”,试图消除库尔德人的民族特征,结果库尔德人寻求民族独立。最终,老阿萨德强势之下所掩盖的问题都浮出水面。最多的时候,叙利亚境内有1500支反政府武装。
内战爆发后,反政府武装从四面八方围攻大马士革,叙利亚政权危在旦夕,似乎要步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政权更迭的后尘。然而,叙利亚地处中东十字路口,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全球、地区大国都不愿袖手旁观。长期以来,叙利亚是伊朗的盟友,于是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美国都想借机推翻叙利亚政府,削弱伊朗的影响力。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则基于相同的逻辑起点,走向相反的方向,要全力保住叙利亚政权。土耳其则担心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库尔德人同频共振,于是一边出兵叙利亚,一边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国内族群矛盾、宗教对立、阶级差异和地区分立交织在一起,地区大国与全球性大国支持叙利亚境内的不同反政府派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乘乱而起,在叙利亚“建国封都”。叙利亚因其“散装国家”的特性,成为“阿拉伯之春”中最动荡的国家。
在阿萨德政府摇摇欲坠之时,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掌握了叙利亚的制空权,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派出地面部队,从空中和地面上帮助叙利亚,小阿萨德终于扭转局面,收复失地,控制了叙利亚70%的领土。2020年,在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的斡旋之下,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叙利亚内战虽然按下暂停键,但是政治和解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双方都在伺机而动。
这之后,表面上看,阿萨德政府处于有利位置。美国、土耳其、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放弃将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作为目标,阿拉伯国家更是纷纷恢复同叙利亚的正常关系,土耳其频频寻求同叙利亚政府谈判,一度传出连美国都考虑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机会的天平实际上倾向了反政府武装,因为内战已经从物质、精神上把阿萨德政府掏空了。
持续十余年的内战中,50万人死于战火,13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650万难民逃到国外。据说,由于货币严重贬值,2024年大马士革大学教授的月收入只能折合20多美元,不少民众的月收入甚至只有区区5美元。
2024年11月27日,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反对派发起反攻,短短12天时间就推翻了执政54年的阿萨德家族,叙利亚政府、军队像是“被一口气就吹倒了”。阿萨德政府成为中东最后一个被推翻的共和制强人政府。
目前,叙利亚已经进入权力过渡阶段,“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朱拉尼承诺,愿与国内各派别、全球各国合作,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代表性的政府,似乎百年悲情的叙利亚看到了新的希望。然而,在中东,权力转移很少能够和平进行。2011年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下台,迄今利比亚仍然处于内战状态;2003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被推翻,伊拉克也经历残酷的长期内战;也门总统萨利赫2012年被迫辞职,也门今天也在内战之中。
鉴于其国家特性,叙利亚成为例外的可能性较小。半个多世纪前叙利亚总统和埃及总统的对话,如今成为摆在朱拉尼面前的现实命题。
杂志标题:叙利亚:文明古国的现代悲情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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