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医院看病拿药听不清，在家中交流距离超过2米听不清……老年人常见的听不清、“耳背”，不仅有可能会越来越重，甚至有可能会诱发老年痴呆。

“耳背”可能会加重老年痴呆等一系列认知障碍疾病，听力损失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隐形的残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兼听力中心主任黄治物介绍，随着年龄增长，听力损失程度越重，危害性越大。患者言语交流、社会交往、避险等各方面能力都会受影响而随之下降。“我们经常遇到老年人的子女抱怨，说话声音小了老人听不见，声音大了又会误以为在凶他，这成为老年人产生孤独感和抑郁的一个很大的根源。听损不仅可能导致抑郁、焦虑、孤独、社会隔离等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会对脑结构和功能产生一系列影响。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听力中心主任、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峰解释，听力与脑健康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听觉系统与大脑皮层协同，大脑负责认知，耳是认识世界的外部信息输入最重要的来源，语言理解、高级语言处理、情绪、情感反应、记忆等诸多大脑高级认知功能，都离不开听觉信息的输入。新兴学科“认知听力学”已系统开启听力与认知功能关系的研究。

“老年听损群体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基数庞大、发病隐匿、康复率低，各种因素常年叠加，造成个体差异巨大。”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韩朝介绍。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附属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遗传性耳聋诊治中心主任舒易来也强调，“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老百姓听力健康意识不足、干预率低、创新力度不够这些横亘在听力干预面前的实际挑战。”

困境如何去破解？黄治物表示：

“早发现、早就医，向耳鼻喉科医生、专业听力学家寻求专业的临床医学建议与帮助，验配助听器、极重度患者植入人工耳蜗，干预后进行专业的听觉康复训练等，都是面对老年听觉衰退时可以积极主动采取的有效措施。”

龚树生介绍，助听器是老年性耳聋患者目前听力康复和改善听觉交流障碍的主要措施。它可以通过扩大外界声音刺激精准补偿听力，减轻对认知疲劳和认知失败的易感性，诱导神经可塑性，进而 对认知功能产生一定积极作用，并能在社会隔离、抑郁和认知能力方面带来积极的改善。

黄治物补充道，听觉结构和功能很精细，不仅要能听得见、听得清还要听得懂，能有情感交流。不同个体听力损失也各有不同，这对助听产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要精准专业，同时要个性化订制。

“高标准、高质量的听力健康管理服务，需要专家、学科、产业到社会的多维度推动交流，才能迎来改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院长殷善开表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时海波介绍：“社区听力服务及时、便捷、专业的听力健康救助将成为‘及时雨’。同时，加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推动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合作等，也将有效推动听力健康支持网络的构建。”

上海市儿童医院临床首席专家、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李晓艳说，听损往往影响的不止患者本人，还影响一个家庭。跨代干预、对家庭成员的宣教也很重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行政副主任陈颖指出，社会层面应多依托社区老年体检，把听力健康服务加到基本体检环节，提升听力干预整体筛查水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冯艳梅表示，应建立从筛查、治疗到康复完整闭环的社区支持体系。做完听力筛查后，社区能健全完善分级诊疗机制，对待有需要的个体，及时对接医院，并在社区形成点对点的听力康复指导服务。

听力保护佩戴助听器的意识在我国也远未普及，中国助听器市场渗透率仅有5%。由于芯片和算法技术壁垒极高，中国的助听器产业发展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专业助听器单价高、专业听力健康服务的缺失，也导致一部分已经佩戴助听器的人群佩戴效果不佳。

“我们用了4年时间，自主研发了异构六核芯片和边缘侧神经网络算法，发布了国内首款专为国人语言习惯优化的助听器产品。我们将继续以科技的源头创新，回应临床诊疗痛点。”联影相关负责人俞晔珩说：“大脑诸多高级认知功能都与听觉传入相关，要想攻坚这一难题，需要产学研医资源协同创新，才能让大众拥有‘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打通的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方案。”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陈里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