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初，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张雪薇接到一个电话，一桩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充满感激：“张法官，谢谢您！我想给您送一面锦旗，表达一下感谢。” 　　事情要追溯到今年年中，张雪薇受理了一批特殊的劳动争议纠纷――8名原告当事人曾就职于同一家新媒体公司、在同一时期离职，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也相同。 　　此前，他们都在这家公司从事网络直播相关工作，岗位涵盖编辑、主播、后期、商务等。2023年下半年，公司相关负责人称受直播行业激烈竞争的影响，公司需为员工调整薪酬。劳动者虽然表示了反对，但公司仍执行了降薪方案，后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补足工资，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大兴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后，公司和劳动者均起诉至法院。 　　张雪薇拨通了该案被告代理人的电话，对方却不同意调解。从案情来看，劳动仲裁结果没什么大问题，调解结案对公司也有利，为何拒绝？ 　　她又打电话给原告。8通电话中，这些劳动者诉求各异，但均拒绝调解。张雪薇开始准备开庭事宜。 　　就在法官助理告知该公司代理人开庭时间时，这名代理人却急着问∶“如果判决下来，是否能上诉？” 　　这让张雪薇很诧异∶“还没判决，你怎么知道会不服判决结果呢？” 　　“您快判吧，我好上诉！”电话那端说道。 　　张雪薇感觉到，该公司可能并不是对裁决不服，而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拖延支付款项。她还得知，涉及该公司的劳动纠纷不止这8起，还有几名劳动者刚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案还没开庭。 　　“如果付款有压力，可以与劳动者沟通，争取对方的理解，看看在时间上能不能予以宽限。”听到张雪薇这句话，先前坚决不同意调解的公司代理人，立刻转变了态度。 　　大约一周后，公司代理人表示，领导同意调解，可以赔偿劳动者仲裁金额的80%，但需要分期支付，到明年3月付清。 　　张雪薇把调解方案先告诉了其中3名劳动者，劳动者坚决不同意，“公司是强制降薪，现在还在招人，绝不是资金短缺”，并称要申请财产保全。 　　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属于科技型中小企业，也是高新技术企业。 　　“由于公司股东构成比较复杂，如果仅与其代理人电话沟通，很难达到效果，必须组织现场谈一次。”在张雪薇的沟通下，双方同意进行现场调解。 　　调解当日，8名劳动者均到场，该公司的人力、法务人员及一名副总经理到场。为了争取一次性案结事了，在征得公司同意后，张雪薇还将两名正在等待仲裁结果的劳动者一并约至法院。 　　原来，双方主要争议在于，公司希望所有劳动者的赔偿金，无论劳动仲裁裁决金额大小，调解后，都按照同一标准履行，但部分裁决金额较大的劳动者不同意。 　　随后，张雪薇根据劳动者意愿，现场制作了表格，计算各种方案的赔偿结果，明确分期给付的金额。有了这份“保姆”级清单，公司明确了自身能够承受的限度，劳动者听取了公司解释后，也理解了公司资金方面的压力和困难。 　　6个小时后，调解方案终于达成。 　　最终，8名劳动者同意撤诉，两名仍在仲裁的劳动者也同意按照确定的方案与公司和解。公司代理人当场表示，将会按照本次庭审确定的方案与尚未提起仲裁的其他劳动者沟通和解，争取不再引起新的劳动争议案件。 　　“能按时拿到钱才是最大的成功，对劳动者和公司来说，是双赢。”张雪薇说，该案从收案到调解结案，历时约三个月。“如果开庭出判决，可能节省一半的时间，效率上肯定要比现在高。但只有一纸判决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努力达到案结事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