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马克思能给出东方王朝不断更迭但社会却超级稳定的答案？

为何没有遗传关系的人群能在集体认同下规模化地有序生存？

为何中国共产党自身结构特点能在传统政治历史里找到密码？

为何德国概念史和法国集体记忆能在思维具体上启发中国叙事？

在2024年12月末第三讲至第五讲中，在政治学公开课、政治学人等三个平台有直播的“政治学·新知”跨年讲的学术脉络日益深入，在诸上领域内如何构建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部长徐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周光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柴宝勇、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凤阳给出了自己的尝试，共同的维度是在比较视野中根植中国传统文化和丰富的现实实践，以此提炼出标志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给越聚越多的政治学学子、其他学科师生、学术爱好者以多元启发。

本篇四位演讲者

基础性制度中的历史自信：家户制到个体制转变的必然

第五场跨年讲首位出场的是虽近古稀但仍然气场十足的徐勇教授。作为中国田野政治学派领军人物和基层治理实证方法最早引入者，他的“家户制”“农民理性”“祖赋人权”等标识性概念也是政治学学子必修之课。在跨年演讲中，他结合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和即将启动的“基层中国制度”研究，分析了从家户制到个体制的演变历程，以此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对于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影响，揭示了“关注基础性制度对国家治理的意义。”

徐勇开篇便直切主题，指出秩序来源于制度，基础性制度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底座和基石的角色，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序至关重要。基础性制度具有三大特征：支撑性体现在基础性制度直接关乎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恒常性意味着基础性制度与民众的生命活动历程息息相关，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复制性在于基础性制度形塑社会民众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不断地自我复制和再生产。“基础性制度通过基层治理单元，将广大社会民众纳入国家制度体系之中，确保社会秩序的维护。”

传统中国的家户制，是理解“为什么东方王朝不断更迭，这个社会却长期稳定，甚至超稳定”的一把钥匙。徐勇指出，在传统中国，“编户齐民”将所有人编入家户，形成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土地、户籍、税收和管理等制度载体，国家治理直接延伸每一家一户，将个人生活与国家治理紧密相连，构建起稳定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强调集体责任，个人从属于家庭或更大的村落，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活力的发挥。

徐勇提醒，需要珍视家户制这样的历史制度资源呈现的价值

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徐勇进而指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人作为独立个体存在，并逐渐形成以自然人个体为基础的个体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国家通过各种制度来确立个人的独立主体地位。个体制激发了个人活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变动性和多样性增加的新挑战。

徐勇强调，传统社会重在有序，现代社会重在激发活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重构适应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制度体系，既要保证社会活力，又要维持良好秩序，实现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他提到，“尽管家户制作为一种制度正在逐渐解体，但其对当下国家治理仍具有重要价值。”基础性制度的转变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从“从家户制向个体制”这样一个学术话题里，徐勇特别提醒，“需要珍视历史制度资源的价值，在制度自信的同时，我们也应重视历史制度自信。”

国家治理中基础性概念的研究是底座和基石

文明秩序：从政治学元问题延伸出的中国学术建构

与徐勇沿着历史主线讨论现代社会的个体化问题、回答“中国之问”相呼应，周光辉致力于以空间为维度、从世界的视角，研究“文明秩序”这一主题，在文明的多样性中寻求相互理解、相互借鉴，以回答“世界之问”。“当我们谈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不是要解构西方，而是要解构中心主义。”他强调，文明秩序不仅是理解古今之变和中西之争的重要抓手，更是探讨人类群体如何在超越亲缘关系后，如何通过文化、符号化权力和象征意义体系形成集体认同，形成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

跨年讲中，周光辉回归政治学研究的元问题——秩序。他指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一种意义体系，通过文明形成认同，才可能使一种制度、一种组织、一种权力关系得以长期维系。为此，“要把文明纳入秩序的阐释中，构建一个秩序阐释的新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文明秩序的内涵是指“人类群体以象征意义体系为纽带，凝聚集体认同，通过非正式或正式规范进行调整，并以组织化和强制力为保证实施的行为模式。”

周光辉由政治学研究的元问题秩序延伸到“文明秩序”新概念

如剥笋般层层深入，“文明只有在秩序基础上才能维系，秩序只有在文明基础上才能持续。”周光辉基于人性基础与历史事实，对文明秩序展开了进一步探讨。他提到，合作是人类社会化生存的基础，而人类天生具有参与社会活动的强烈偏好。这种偏好促进了人类的合作进化，使人类能够通过创造性活动适应环境，并在过程中改变自身。同时，人作为社会符号化动物，符号化思维在克服人的自然惰性、赋予生活意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对于文明秩序这样一个新概念，其构成如何？周光辉提了四点，即符号化权力（意义象征体系）、认同的组织化系统、强制约束力及制度化规范，它们共同形成并维持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社会秩序。其中，符号化权力作为意义象征体系，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成为人们追求的象征和行为选择的基础。而认同的组织化系统、强制约束力及制度化规范则构成了文明秩序的框架和保障。

文明秩序不仅概念意蕴丰富，更具有阐释性框架的重要意义，并且直接支撑了文明互鉴的原理基础。因为，文明秩序旨在寻求古今中外之间的联系，构建一个多元一体的世界秩序。“每一种文明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包含着关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认知和精神追求，因而具有共同性。”这要求我们超越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以文明共存、互鉴为基础，推动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而文明秩序构建的目标，正是“基于尊重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秩序，是走出冷战、宗教和民族冲突和地缘政治矛盾，实现人类和平的必由之路。”

从秩序到文明秩序，政治学如何在基础研究里做拓展，周光辉给了很好的逻辑演示，这样的学术思路或许也暗合了联合国在2024年6月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契合费孝通先生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结构性阐释：中国政党研究中的传统文化要素如何激活

柴宝勇新书《政党政治学导论》

在第三讲中分享的柴宝勇刚出版了《政党政治学导论》一书，新书阐述了政党政治现象的起源、发展与演变过程，以中国看世界的角度重新出发，寻找东方政党的起源，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框架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在跨年演讲中，柴宝勇辑取“两个结合”的视角，展开寻找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三大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禀赋资源的分享。

在文化影响制度的生成和发展论述上，柴宝勇举例，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性政党制度，文化也起着决定作用。法兰西民族追求浪漫使得它形成独特的变动频仍而又对抗激烈的政党两极化态势，大和民族在“菊”与“刀”之间的双重性格造成了日本独特的“一党独大、党中有派”的政党格局；俄罗斯人对权威与大国的迷恋形塑了其强总统、弱议会、软政党的政治格局。反观中国，“多元一体”“和合文化”“天下为公”“兼容并包”等传统文化理念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的重要塑造作用。“制度的设计者正是文化的执行者。”这些传统文化理念不仅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因，也为其提供了坚实的价值支撑和理论来源。

如何在“两个结合”中寻找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三大体系的禀赋资源，即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而学科话语体系解释力的基础，就在于历史、概念、理论、制度、文化、实践六者的话语一致、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柴宝勇提到，“以中国为情境”“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进路，挖掘、解释、厘清如“酝酿”“协商”等具备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及其背后的意义，避免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或仅限于文献考据式研究，而是要深入我国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从中提炼出与经验事实相对应的、高度凝练的概念内涵和解释框架。

柴宝勇在28日的第三场介绍了“整合式发展”这种结构性阐释方法

柴宝勇特别强调，“让概念源自中国实际，让理论来自本土概念，让制度、政策接受历史和文化的浸淫与实践的检验，并在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完善。”他具体深入，“多元一体”构成了塑造政党制度的总体结构的重要文化基因；“和合文化”构成了塑造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内在关系的重要文化基因；“天下为公”构成了塑造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要文化基因；“兼容并包”构成了塑造执政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文化基因。

如何提炼标识性概念？柴宝勇做了方法论的分享。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时有一种结构性阐释——整合式发展，这一模式强调在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上，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及要素在发展中的结构性整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的内部关联和“异质同构”。整合式发展打破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认知，强调国家和社会发展要素的多维度多层级关联优化，提供了将活力寓于秩序、自由寓于共识、发展寓于整合的“复合整合性”新模式。可见用好文化要素的重要性。

多维度中国叙事：法国集体记忆视角和德国概念史的启发

张凤阳介绍了德国概念史给予他的哲学启发

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标志性概念，张凤阳在2006年与团队共同撰写《政治哲学关键词》一书时就有实践和体悟。他们对22个政治哲学关键词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细致辨析，希冀为政治学研究和交流构建一个共识性的基础平台。尽管该书出版了，但他坦言后续的研究工作极富挑战性。跨年演讲中，张凤阳做了研究德国概念史和法国《记忆之场》三部曲的超长版的心路分享，给人诸多启发。

张凤阳回顾，2006年，他在跨学科研讨会上第一次接触到德国版本的概念史做法。按他的理解，德国概念史家借由“四化”假设，即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在概念史大辞典的编纂中遴选出115个词条，可以说是从语言视角揭示了现代政治话语编织的深层结构。它告诉我们，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争夺上，论战各方借助编织其政治话语的基本概念的手段有惊人相似。论战各方都使用人民、民主、平等、正义这样的基本概念，说明它们本身在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已经获得“自主的生命”，对人们的选择和行动形成了某种形式的超然支配。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话语竞争，实质上就是争夺基本概念的定义权”。张凤阳回忆，他早些年获准主持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项目，就是这样立意的。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概念的提炼、分析、阐释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接着在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上还能有哪些出新？通过对《资本论》创作方法的理解，张凤阳谈了自己的后续研究设想。

法国《记忆之场》的中文译本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科学研究有两条进路或两个进阶，一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二是从抽象到思维具体。“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张凤阳据此引申道，如果把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理解为向全世界说好中国故事，那么，要完成这项任务，就不仅要从田野调查和历史梳理中提炼出概念，即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还要将这些概念运用到鲜活的历史情境和生活场景当中去，即从抽象到思维具体。比较起来，感性具体是关于事物整体的“混沌的表象”，在认识论上是“自在之物”；而思维具体则是一个得到了理论把握的“丰富的总体”，在认识论上是“为我之物”。张凤阳指出，作为认识论意义的高级目标，“思维具体”可以启示我们如何有血有肉地讲好中国故事。

张凤阳继而介绍了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刚刚完成的一项翻译工作——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这一鸿篇巨制分《共和国》《民族》《复数的法兰西》三卷，译成中文共有15册。《记忆之场》的研究聚焦点，是储存着集体记忆的有形无形的载体，包括先贤祠、埃菲尔铁塔这样的纪念性建筑；如三色旗、马赛曲的象征性符号；有圣女贞德、士兵沙文等的标杆性人物、“七月十四日”这样的标志性事件，等等。通过对一个个“记忆之场”的再发掘，法兰西民族的情感-精神世界就在生动性和丰富性上被揭示、展示出来了。“《记忆之场》的研究方法和叙事方法，对面向国际社会情理交融地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30日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高建主持的2024年度最后一场演讲（第五讲）进入尾声，策划者佟德志分享听后感并预告2025年从1月2日开始再开启三场

本篇里的三位学者徐勇、周光辉、张凤阳均在第五讲中分享，他们是同龄人，悠长的学术岁月使得他们能得益于长时段中不同流派的学术养分，由此形成自己的学术底蕴，在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之路上又老当益壮地发挥着比较优势，徐勇在开篇时提到：“现在讲自主的知识体系，重在自主，就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脑筋想，用自己的嘴巴讲，讲自己想讲的话。”有着学界前辈的引领，这场“一直在路上”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虽有艰辛但必然气象万千。